“恪恭首牧”匾额是雍正帝于雍正九年(1731年)为署理直隶总督唐执玉亲笔手书，用来赞誉这位克勤克俭，带病供职的总督，此后该匾一直悬挂于直隶总督署举行隆重贺典及重大政务活动的地方——大堂之上。

位于大堂正中的《恪恭首牧》牌匾

直隶总督定制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而唐执玉署理直督是在雍正七年（1729年），在他之前曾有七位官员出任直隶总督，为什么雍正帝偏偏会把“恪恭首牧”匾额赐给第八任直隶总督唐执玉呢?这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雍正帝在位之时虽处于“康乾盛世”的过渡期，但当时社会并不稳定，这时清廷统治核心在急剧调控中出现了短期失衡的局面。由于康熙皇帝晚年崇尚黄老思想，失去了变革现实的锐气，导致吏治废弛，官吏贪墨徇私，国库严重亏空。正是由于这些历史情况，雍正帝即位初期因急于刷新吏治，在直隶总督的遴选上未能做到知人善用，造成直隶总督“六年七易”的不正常局面。雍正二年十月第一任直隶总督李维钧因与年羹尧朋比为奸侵蚀直隶俸工银14.8万两，五年(1727年)定斩监候；继任者蔡珽、李绂皆因著名的“雍正科甲案”被降职；宜兆熊及协办总督刘师恕则由于袒护属官、错判案件而终被革职；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任职的何世璂为政过于柔弱，无大作为，七年（1729年）卒于任上；协办总督杨鲲任职不到半年又被解职。这种直隶总督频繁更迭的局面造成了雍正初年直隶全省政治、经济等方面相当不稳定，而唐执玉的督直，确使直隶省政局呈现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变化。

“恪恭首牧”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对地方封疆大吏的期许，而唐执玉的为官之道也正是对“恪恭首牧”的最佳诠释与印证。在封建社会，一个好的官员不但要小心谨慎，得到最高统治者信任，而且要为皇帝在民间取得好的口碑，而这两点要求就是我们提到“恪恭首牧”中的“恪”字，这是最高统治者对官员的起码要求。唐执玉就任直督后，以“厚民生、澄吏治”为己任。直隶省境内河流众多，加之前几任总督的不重视，使水患一直困扰着直隶百姓，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唐执玉首先修筑河堤，解除白河对密云城的威胁，治理漳河等河流，减少水灾发生。为缓和社会矛盾，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他注意减轻民众各种负担，亲自访查怀安、宣化等县，剔除代征及寄庄寄粮弊政，反对增加盐价，进一步理顺租粮课征环节，促进了直隶地区的繁荣发展。

“恭”，由前面的释意我们可以总结为：官员对最高统治恭敬的态度，也就是官员要按照封建纲常礼教所规定的法则来事奉皇帝。各朝各代官员对皇帝的态度可以总结为两个字：“恭、敬”，以说明官员的两种不同心态，前者是因为“尊礼”，而后者则是出于“敬畏”。而唐执玉对雍正帝的“恭”我们可以解释为发自内心的礼敬。唐执玉对雍正帝尽心尽力效犬马之劳，从雍正七年他带病赴任以来，勤勤恳恳，克尽职守，从无懈怠。雍正帝对唐执玉的健康亦非常关心，上任不久皇帝就派宗人府丞冀栋去保定为他诊治，还劝慰他“当节无益之劳，精神不必施于琐屑，案件就当纲领办理”。唐执玉读旨后非常感动，再不言病。十一年(1733年)雍正帝在谕旨中命他再次署理直督：“朕固知卿病，然此任非卿不可，卿其为朕强行，朕当令顾琮佐卿也”。二月唐执玉病情加重，三月十六日卒于任上。临终前还遗有“西师未复，直隶雨泽衍期，臣死不能瞑目”的奏折，可以说直隶总督唐执玉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达成了对封建统治者“恭”的极至。

直隶总督位高权重，有“疆臣领袖”之称，必须起到“表率地方”的作用，是其他各级官员学习的榜样，这就是我们要提到的“恪恭首牧”中的“首”字。唐执玉在督直期间，于1729年修建了直隶总督署，直至当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才告正式竣工。之后他将总督署迁入新址，并立《新建保定总督公署碑记》以记其事，碑文除去对雍正皇帝歌功颂德，表明臣子竭诚效忠的心迹之外，还将旧总督署的简陋状况、新总督署的建筑面积及格局作了说明，更重要的是，该碑文还对新建总督公署的原因、过程、时间以及对总督署建筑规模、各种设施、用途等都作了详细描述。直隶总督署的营建从某种意义上可看做朝廷对雍正二年直督定制的重申和进一步落实，它是定制后直隶总督行政进入新阶段的象征。

唐执玉《新建保定总督公署碑记》

唐执玉修葺总督署图